中国的年龄特异性和性别特异性死亡率在1990至2010年间下降了11%-71%。最常见的入院原因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传染性疾病转变为癌症和意外事故。基于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DALY）、死亡和残疾的十大原因中，有8个为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
然而，在被忽视的热带病（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NTDs）条目下的感染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与贫穷密切相关。WHO列出了17种NTDs，主要为寄生虫感染，如淋巴丝虫病、血吸虫病和土源性蠕虫病。
尽管中国的NTDs在近些年已大大减少，但仍造成了相当高的疾病负担。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即便在对抗这些感染中已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一些NTDs仍出现或再次出现。因此，需要在早期控制NTDs，以进一步促进健康，并且使中国的边缘化群体摆脱贫困。
控制和消灭NTDs的进展不仅依赖于资源分配和优先顺序的设立，还需要理解任何旨在控制和消灭疾病的行动须识别社会和生态背景。及时检测出传播、报告、制定循证为基础的决策并采取适合当地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干预措施是有效控制和消灭NTDs的关键。
2014年5月27日，Lancet Infect Dis在线发表了一篇综述，评估了14种WHO列出的或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NTDs的流行病学和控制情况，探讨了旨在消灭这些NTDs的预防和控制策略及指南的建立。
重要信息
1、目前尚缺乏有关中国被忽视的热带病（NTDs）分布情况的详细资料。应重点进行疾病分布图的绘制、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预测、疾病负担的评估，这将为所有地区开展有效的控制和消灭计划提供具体的数据。
2、通过卫星上装载的仪器获得的遥感信息连同地理信息系统可用于绘制大规模流行病学数据的直观图，并预测NTDs的流行情况和未来趋势。对缓慢传播地区诊断方法的改进需求越来越迫切。目前的控制和消灭计划在降低传播率方面是成功的。诊断方法的改进是有效监测-反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3、控制和消灭NTDs的进展不仅依赖于资源分配和优先顺序的设定，还需要认识卫生信息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用于制定循证决策和干预的适时信息应旨在支持资源分配和强化整个卫生系统，而非仅关注疾病本身。
5、将卫生信息系统与跨领域主题（如多种寄生虫感染和合并症）、社会科学和能力提升联系起来的研究需要为目前的控制和消灭计划作补充。
一、中国NTDs概况
表1概括了中国NTDs的病原体、传播的主要触发因素、地理分布和感染人数。根据所达到的控制阶段，NTDs可分成4类（表2）。
淋巴丝虫病是唯一处于已消灭期的NTD，并持续处于严密监控中。血吸虫病、利什曼病、麻风病、狂犬病和沙眼处于消灭前期，计划于2020年达到消灭目标。
土源性蠕虫病处于控制期。相比而言，这篇综述中讨论的其他NTDs在一些地区高度流行。传播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许多食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包虫病和登革热正出现或再次出现。
表1. 中国主要的被忽视的热带病（NTDs）
表2. 中国控制和消灭被忽视的热带病（NTDs）的措施和计划
鉴于NTDs的传播与环境强烈相关（如血吸虫病和包虫病），必须采取综合性、多部门合作的方法才能达到消灭目标。当传播主要受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时（如土源性蠕虫病），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对清洁水源的重视、适当的卫生设施、更高的卫生标准将有效促进NTDs的减少。
由于许多NTDs的传播与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个人行为有关（如食源性吸虫病、囊尾幼虫病和管圆线虫病），因此每个机构制定的信息、教育和交流（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IEC）策略以及监测-反应方法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健康教育的概念已延伸为IEC，以迎接在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人群中利用新的技术和知识开展工作的挑战。
一份基于2004年新近的全国性NTD调查结果绘制的地图（图1）显示了多种NTDs合并存在的地区。例如，新疆、甘肃、云南和四川同时流行着5-6种NTDs。土源性蠕虫病和包虫病在所有省份都有发生，提示NTDs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二、由蠕虫感染导致的NTDs
1. 淋巴丝虫病
半个世纪前，中国有16个省、市和自治区出现淋巴丝虫病，受疾病威胁的人数达到3100万。从那时起，实施了一项大规模计划，该计划包括使用乙胺嗪的群体治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以及MDA后的密切随访监测。
WHO于2007年证实，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消灭淋巴丝虫病这一公共健康问题的国家，并且这种状态得以维持，即便偶有输入性病例发生，也很快得到处理。
然而，许多NTDs即使在成功阻断传播后仍可导致长期的疾病状态。据估计，在淋巴丝虫病曾经流行的地区仍有400000例患者存在疾病所致的损害。因此，2009年建立了562所医疗中心为这些患者提供疾病治疗和护理。
2. 土源性蠕虫病
土源性蠕虫病是一种最常由蛔虫（似蚓蛔线虫）、鞭虫（毛首鞭形线虫）和钩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和美洲板口线虫）所致的慢性感染。蛲虫（粪类圆线虫）也属于土源性蠕虫，在中国部分地区流行。有关类圆线虫病的流行病学数据稀少，故在该综述中没有做详细讨论。
2001-2004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性寄生虫病调查显示，土源性蠕虫的总体感染率为19.6%，似蚓蛔线虫是最常见的感染病原体（8540万人）。基于2000-2013年收集的超过1100地理相关调查数据，通过模型得出的估计值显示2010年土源性蠕虫的总体感染率为11.4%。
目前普遍认为慢性土源性蠕虫感染可导致营养不良和缺铁性贫血，因而会对儿童的生理和认知发育产生负面影响。由此提出将土源性蠕虫病的流行程度作为儿童总体发育的一项指标。学龄儿童（<16岁）的常规驱虫治疗已被纳入了对抗土源性蠕虫病的全球策略中。
然而，2012年的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发现，常规驱虫治疗对儿童的体重、血红蛋白水平、认知、学校出勤率和学校表现仅有很小或没有影响。由于农民使用粪便施肥，因而其钩虫的感染率最高。钩虫的感染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60岁人群中达到高峰，而似蚓蛔线虫和毛首鞭形线虫的感染高峰多见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卫生部建立了22个土源性蠕虫病的监测点。流行程度被划分成3个等级：<5%、5%-20%和>20%。2015年的目标是，以第二次全国性寄生虫病调查数据为基准，在最低流行组中，感染率降低60%；在中度流行组中，感染率降低70%；在最高流行组中，感染率降低80%。
3. 血吸虫病
虽然血吸虫病在全球范围内被忽视，但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政治意愿连同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已经成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血吸虫病。感染日本血吸虫的人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累及12个省、市和自治区的1160万减少至2011年7个省的286800人。
对过去15年全国性监测数据的回顾显示，受湖北钉螺（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入侵的地区在增加，特别是2002-2004年，目前稳定在约3720km2。在2002年控制血吸虫病的世界银行贷款计划完成后仍显示有波动，甚至有再现的趋势，因而有必要开展新的研究更好地认识疾病传播的模式。
已发现75%-90%的血吸虫病是由牛传播的。严格限制牛和水牛的放牧区域、农业的机械化和其他控制措施（如改善水源、卫生设施、IEC和控制中间宿主）非常有效。中国在控制措施方面持续给予大量投入，旨在达到2020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因为该疾病对经济和公共健康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2008年所有流行地区的感染率下降至5%以下后，上述目标转变为到2015年使感染率进一步下降至1%以下。在中国政府持续的支持和各部门间的通力合作下，2020年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目标可能现在就能实现。
4. 食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
如生食某些食物（如肉类、淡水鱼、蟹、螺类或淡水植物），则多种吸虫（如支睾吸虫、片吸虫、姜片吸虫和肺吸虫）、线虫（如管圆线虫和旋毛虫）和绦虫（如棘球绦虫）是已知的感染源。
尽管通过食物感染寄生虫在中国很常见，但直到最近才受到充分的关注。食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常见危险因素与根深蒂固的传统食物制备方法和卫生环境差有关。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人们仍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云南省曾发生过管圆线虫病的局部爆发，之前对该病并不知晓，城市中感染食源性蠕虫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一个包含200例囊虫病的随机样本中，几乎有半数来自城市，而大多数感染患者曾经是农民。
第二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在所谓的白领如办公室职员和老师中罹患支睾吸虫病、囊虫病或肺吸虫病的人并不少见，再次凸显了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作用。
食源性寄生虫病从相对局限的特定地区逐步扩散。例如，囊虫病之前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地区，但2010年的调查显示南部省份（如福建和云南）也出现了较高的感染率。
为了对抗食源性人畜共患病，卫生部重点实施了一项综合性控制策略，包括化学治疗、IEC策略和粪便的无害化处理。
4.1食源性吸虫病
食源性吸虫病包括肝吸虫（华支睾吸虫和片吸虫）、肺吸虫（卫氏肺吸虫和斯氏肺吸虫）和肠吸虫（布氏姜片吸虫）。这些感染在食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中所占比例最大。全球1530万华支睾吸虫感染病例中有80%在中国。分配给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失能权重（范围从0[完全健康]到1[死亡]）在男性为0.10，在女性为0.05。
从第一次全国性调查（1992年完成）到第二次全国性调查（2004年完成），全国的华支睾吸虫感染发病率增加了75%。在广东省，2008年储存宿主猫和狗中华支睾吸虫感染的患病率分别为41.8%和20.5%。除了前面提到的危险因素，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与食源性吸虫病的感染几率增加有关。
1986年湖北首次报道了人肝片吸虫病，肝片吸虫的感染率为0.01%，巨片吸虫的感染率为0.0006%，此后爆发性感染的数量显著增加。云南省于2005年报道了15例肝片吸虫感染病例，2012年报道了29例巨片吸虫感染病例。广西省2006年检测到53.5%的水牛和50.5%的牛患肝片吸虫病。
风险预测图的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开展一项新的全国性调查来识别高风险地区，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测系统。
4.2绦虫病和囊虫病
绦虫病和囊虫病给人类和家禽带来了巨大的疾病负担。根据两次全国性调查，绦虫病的患病率从1992年的0.18%上升至2004年的0.28%，囊虫病的患病率也从1992年的0.011%上升至2004年的0.58%。绦虫属感染率增加最大的是四川省和西藏。中年人群（45-50岁）中绦虫属的感染率最高，可能占所有感染的1/3。
囊虫病的发生率与养猪户的粪便处理密切相关。1990年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开展的研究显示，由猪囊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3亿人民币（约5300万美元）。
目前在偏远地区也实施了综合性控制措施，如常规驱虫治疗、IEC运动、改善卫生设施和肉类常规检疫。如果要达到2015年控制绦虫病和囊虫病并且在2020年消灭这些疾病的目标，应尽快制定一项有效的策略。
4.3包虫病
中国约90%的包虫病病例是由细粒棘球绦虫所致的囊型包虫病，其余的则是由多房棘球绦虫所致的泡型包虫病，其产生的病理学变化更严重。中国的泡型包虫病占全球病例数的90%以上。青藏高原的患病率最高。新疆、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包虫病病例占中国所有病例数的98.2%。
感染者最多见于贫穷、以畜牧业为生的少数民族。在储存宿主中，狗的感染率最高（19.6%），其次是绵羊（5.7%）。随着畜牧业产品运输的增加，包虫病从畜牧业地区传播至农业地区。而且，包虫病流行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疾病传播的风险增加。
为了有效降低包虫病的疾病负担，已经启动了一项综合性控制策略，包括治疗患者和狗、IEC策略和改善屠宰场的管理。目标是2015年使儿童中的感染率较2005年下降60%。
4.4其他食源性NTDs
虽然广州管圆线虫病未被纳入WHO的17种NTDs列表中，但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尤其是在中国。主要通过摄入生的螺类（福寿螺和褐云玛瑙螺）、未煮熟的蔬菜或被污染的转续宿主感染。
1994-2003年，中国报道了84例管圆线虫病。2006年，北京发生了160例爆发性感染，全国性和国际性媒体均报道了该疾病。随后，建立了19个前哨监测点，全国性管圆线虫病控制计划强调了严密监测的必要性。
三、由原虫感染导致的NTDs
1. 利什曼病
内脏利什曼病被列为中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之一，主要通过媒介昆虫白蛉属传播。该病在长江以北地区曾经很常见。于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全国性控制计划在大部分流行区消灭了该疾病。流行的省、市和自治区的数量从16个减少至3个（新疆、甘肃和四川），均位于中国西部，在这些地区有散发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
根据感染来源、特征和生态学，中国的内脏利什曼病在流行病学上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杜氏利什曼虫所致的人感染型，以长管白蛉为媒介昆虫；另一种是由婴儿利什曼虫所致的人畜共患型，以中华白蛉为媒介昆虫。
2005-2010年，中国报道了2450例内脏利什曼病，其中226例来自16个省的118个非流行县。婴儿和年幼儿童的感染风险最高，男性通常较女性更易感染。
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该病在中国西部地区很重要：狗作为人畜共患型利什曼病的最重要储存宿主，其感染率较高，感染数量从2002年起不断增加；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温暖季节的延长使得媒介昆虫白蛉的活动增加。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中部地区已经成功消灭了内脏利什曼病，但上述所有因素带来了新的挑战。
与其他NTDs相比，中国利什曼病的控制是滞后的。在中国西部高危地区建立了一些前哨监测点，用于监测媒介昆虫的密度、人类病例的分布、狗类感染的治疗或消灭，以及养犬的禁令，后者被认为是控制和消灭利什曼病的监测-反应系统中早期的关键部分。
四、由细菌感染导致的NTDs
1. 沙眼
2003年，中国活动性沙眼（由专性胞内菌沙眼衣原体引起）的总病例数约为2600万。虽然沙眼已经不再是全球可预防性失明的主要原因，但这种细菌感染仍然是中国不同地区致盲的重要原因，其发病率差异很大，在上海、内蒙古和湖北范围为0.1%-48.2%。
公共预防和IEC策略是预防沙眼最有效的方法。1997年，WHO和预防失明国际组织（IAPB）提出了一项规划，到2020年全球消灭沙眼。相应的，中国政府于2006年启动了一项为期5年的全国性预防和治疗失明计划，并且于2012年启动了又一个4年计划，目标是2015年末消灭致盲性沙眼。
与WHO的SAFE（手术、抗生素群体治疗、面部清洁和环境改善）策略相一致，全国性致盲性沙眼消灭计划的第三阶段于2013年启动。干预的目标是到2016年消灭致盲性沙眼这一公共健康问题，首先使1-9岁儿童的活动性沙眼患病率下降至5%以下。
2. 麻风病
数十年前，麻风病在中国大范围流行，由麻风分枝杆菌感染导致的大量残疾病例仍存在。例如，2010年，东部地区新发残疾病例检出率为29%。1982年推出多药治疗后，药物覆盖率从1989年的不到81%增加到1998年的99%，2010年达100%。全国性麻风病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末登记的麻风病患者有6032例，患病率为0.045/10000人（图2）。
在登记的病例中，有1324例为新发病例。新发麻风病的总体发病率从1958年的0.56/10000人下降至2010年的0.01/10000人。新发病例中有超过20%为II级伤残，即手或脚有明显的残疾或损害，或者视力严重受损（视力6/60），有120000人伴有某些残疾。
然而，到2005年末，中国31个省中的27个和89.6%的县达到了患病率低于1/10000人的目标（即WHO设立的消灭麻风病这一公共健康问题的标准）。在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湖南的部分县，患病率高于这一阈值。这些差异提示，需要持续加强卫生系统，包括严密监测、IEC策略、早期诊断和有效的多药治疗。
目标是在县级水平达到消灭麻风病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病例数减少到3300例以下，高流行区的II级伤残病例比例低于23%。
五、由病毒感染导致的NTDs
1. 登革热
登革热是全球最迅猛出现的NTDs，目前没有可用的药物或疫苗。登革热的所有4种病毒血清型在中国均有流行，首次流行发生于1978年的广州。此后，海南、广西、福建、浙江和云南报道了一系列登革热爆发，2010年，广东省的东莞市出现了登革热爆发，该市已有20多年未出现登革热。
13种蚊子维持着传播，最常见的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前者可见于中国近1/3的地区，而埃及伊蚊主要分布于东南部沿海，包括台湾、海南和广东省的部分县。广东省已经报道了多次登革热流行。登革热的输入病例数不断增加，监测数据提示，他们主要来自于南部邻近国家。
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可能说明了登革热是如何从南部（广东、广西和海南）逐步扩散至东北部（福建和浙江）和西南部（云南）。登革热监测系统是预防和控制该疾病在中国传播的核心。
2. 狂犬病
狂犬病是一种急性、致命性、侵犯神经的人畜共患病，狗是主要储存宿主。由于狂犬病的高死亡，使其在所有法定报告传染病中位居前三（图2）。中国占据全球狂犬病疫苗市场的80%，产值100亿人民币（约16亿美元）。中国每年报道的狂犬病死亡病例约200-3000例，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狂犬病的传播高峰在夏季和秋季。
近几年来，狂犬病再次出现，2007年达到高峰3300例，大多数病例位于南部和东部。对连续5年发病率持续较高的省份进行每年常规监测。研究显示，对70%的狗进行免疫接种能够有效控制狂犬病的传播。然而，目前在中国，仅有不到20%的狗接种了疫苗。迫切需要加强兽医和医疗部门之间的合作。为了达到2020年消灭狂犬病的全球目标，中国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 与NTDs传播特征相关的因素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在预防、控制和消灭各种NTDs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揭示重要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评估特定干预的效果提供了独特的机遇。疾病传播的根源是传统的习俗，这些习俗无法迅速改变，并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公共健康带来挑战。
例如，食物生产、制备和摄入的方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可能导致一些曾经流行的疾病在现代社会中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增加。其他可能扩大感染性疾病谱的活动包括人口流动和动物买卖的增加，主要由全球化和生态系统的改变所致。最终的结果往往是NTDs传播的增加。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渔业国，淡水养殖是这一产业的主要部分。2008年，水产品出口量接近4900万吨，是1978年的9.7倍。然而，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水产品受病原体的污染，这是人类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也是食源性吸虫病出现的关键原因。此外，环境可影响媒介昆虫和中间宿主的活动，从而影响寄生虫病。
例如，气候改变可能增加白蛉（利什曼病的媒介昆虫）、伊蚊（登革热）和一些蝙蝠（狂犬病）的地理分布。洪水扩大了螺类的栖息地，从而增加了血吸虫病和食源性吸虫病的发生风险。
重新植树造林和重建已经排干的湖泊是中国政府为保护生态而倡导的政策，同时也为昆虫和螺类创建了新的适合的栖息地。这些政策改变了环境，也影响了寄生虫和媒介昆虫的传播机制，并且改变了分布模式。
此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会总是遗留下农村，有时候甚至会改变农村，使其利于媒介昆虫的繁殖。与此同时，农村人群被吸引至城市，其携带的习俗可能促进疾病的发生，如管圆线虫病、包虫病、食源性吸虫病和血吸虫病。
一些重大的水源开发项目如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连同许多筑坝计划（为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施和维持已经对血吸虫病和其他NTDs的传播产生了不良影响。
区域性疾病通过交通运输已经扩大了其分布范围。2004-2006年香港和广东报道的输入性登革热提示主要的传播因素是夏季时东南亚国家频繁的劳动力迁移。一项调查显示，三峡大坝水库地区目前生活在船上的捕鱼人群中有2/3来自流行区，这就存在着将血吸虫病传播至非流行区的风险。
控制或消灭NTDs干预策略的实施符合目前的项目规划，并且显示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干预措施适合当前的、特定的条件。例如，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监测和有效应对在消灭阶段越来越重要，而对水源性和媒介昆虫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强化控制在贫穷的农村中是关键。中国控制和消灭NTDs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密切并持久地强化监测，继之采取综合性应对措施。
2. 消灭NTDs的监测-反应系统
NTDs消灭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散发病例，因此监测-反应系统作为一种策略给消灭疾病带来希望。NTDs的监测-反应系统包括4个主要部分：制定基础数据或指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低要求；对传播模式进行绘图和建模；用敏感的诊断方法检测缓慢传播模式并采取应对；验证所选择的方法并评估消灭计划。
基于所建立的实时更新数据库绘制全国性和区域性NTDs分布图有助于确定潜在变量（如传播）和制定NTD反应系统的实施计划。有关沙眼的数据稀少是消灭致盲性沙眼的主要障碍。由于许多NTDs是人畜共患病，因此绘制的监测图、农业活动（如养殖业）、饮食习惯和生产系统有助于识别高危群体。
持续监测环境因素及其动态变化能够预测疾病再流行的危险地区或输入的新的病原体，因而在消灭水源性和媒介昆虫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每年监测病原体宿主（包括狗、牲畜和人）中的感染率对于建立实时和干预前的基础数据以及评估消灭计划的效果很重要。每年的全国性血吸虫病监测有助于风险图的绘制和疾病预测，从而对这一感染和其他疾病做出快速应对。
相反，食品安全方面的有效应对仍滞后，对可能受病原体污染的食品或人工添加剂的控制亦如此。许多NTDs储存宿主的感染率尚未完全明确。
对于水源性寄生虫病，来自湖泊和河流的公共水源存在被寄生虫污染的危险，应接受地方性、省级和全国性监测。通过常规卫生报告系统和相关的活动病例定点检测进行的被动监测在疾病消灭或已消灭阶段（如利什曼病）中也发挥重要作用。适合NTDs诊断和监测的新技术是关键。改善这些技术也是疾病消灭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3. 控制疾病负担的综合性干预策略
在控制疾病负担中只有采取适当的综合性预防和控制措施才能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益处。例如，血吸虫病控制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是使用抗血吸虫药物吡喹酮控制发病率，到了新世纪则转变为综合性计划，包括管理牲畜和控制螺类、改善卫生设施和强化IEC。
基于现有的资源和实际状况，需要采取综合性、多部门合作的跨学科方法进一步降低疾病负担和阻断传播。对感染筛查具有高敏感性的快速诊断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很重要，特别是在疾病消灭阶段。
生活在同一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人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种寄生虫合并感染，导致NTDs的重叠流行，如血吸虫病、囊虫病和土源性蠕虫病。需通过全国性控制计划更好地认识多种寄生虫感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已对计划做出了部分调整。因此，大规模的预防性化学治疗计划和群体治疗应被纳入到多部门合作的干预计划中，从而减少NTDs的合并感染和重叠流行。
分享不同社会和生态背景下预防、控制和消灭NTDs所获得的广泛经验和教训，并且在不同流行环境、文化和社会系统之间进行比较有助于达到伦敦宣言制定的目标，即通过提供超过7.8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研究和发展，到2020年消灭和控制10种NTDs。
伦敦宣言于2012年1月30日公布，是一项合作性疾病消灭计划，参与者包括WHO、世界银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前13的制药公司，以及来自美国、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国、巴西、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政府代表。
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不同感染性疾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做出了政治上的承诺—进一步推进综合性控制策略和创新性监测-反应系统的设计、验证和实施。非洲国家越来越渴望在研究、控制和消灭NTDs方面寻求合作伙伴。为了达到伦敦宣言的目标，中国很乐意分享其基于50年经验所获得专业知识和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