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埃博拉疫情已迫使全球医学界不得不面对棘手的伦理问题。医生必须思考给患者使用实验性治疗是否符合伦理，以及谁可以得到药物的优先使用权。
对于宗教人士，有一个独立的伦理难题：两名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应该是去非洲为人民服务，他们是否具有服用药物的优先权？
这两位传教士人并不是去非洲度假的游客，他们是基督徒的使者，负责向人们传道，并帮助那些穷人以及病人。他们是美国基督教组织SIM的传教士，虽然SIM不属于基督教的某一特定分支，但SIM宣称每个传教士都“致力于基督教圣经真理的本质。
”SIM的第一原则是承诺应付各种需求”：“我们的目标是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我们也分享耶稣的爱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帮助和救济有多种形式。无论需求是什么，我们都将以耶稣的爱来应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伦理难题：药物治疗是不是应该优先提供给传教士服务的大众？耶稣奉劝他的追随者把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之上。“人群中最无私的人必定是你的仆人”，那么传教士是否应该拒绝治疗吗？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传教士们可以决定药物的使用权。但是他们不是。做出这样决定的是美国FDA，传教士只负责是否同意。但如果美国传教士拒绝治疗呢？
福特汉姆大学基督教伦理副教授查尔斯（Chales C.Camosy）表示：“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美国传教士拒绝接受药物，这些药物是否会用于治疗普通的埃博拉感染者。”
换句话说，在传教士做决定时，他的选择似乎只是（1）传教士得到药物，或（2）谁也得不到。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对这个决定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本能地觉得传教士的选择没有错。
另一位福特汉姆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西莉亚（Celia B Fisher）认为，埃博拉疫情改变了许多伦理问题。接下来的问题，不是传教士是否应该优先考虑其他人的健康，而是哪种选择可以更有利于阻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如果传教士的目标是治疗每一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那么其选择治疗会冒一定的风险。但如果，其的目标是降低疫情的蔓延，然后接受一种试验性药物与其传教士的身份并不矛盾。
Celia B Fisher指出，此次埃博拉疫情另一个独特的问题是药物的副作用未知。当传教士同意接受药物治疗，由于不确定治疗是否有效，他们需要专业医疗人员。在药物得到批准之前，ZMapp还会为一些人提供“无担保和有风险”的治疗。
Migue Pajares，西班牙传教士，在服用药物后死亡。伦理学家探讨有限的药物优先供给美国人是否符合伦理，还不如探讨给利比里亚人提供可能有害的药物是否符合伦理。
Celia B Fisher指出，以前试验药物在资源匮乏的国家进行的临床试验，经常被批评为把人当作“豚鼠”。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接受未经批准的药物是美国人做出利他性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能最终为医生治疗该疾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一旦传教士恢复健康，他们可以鼓励受疫情影响的地区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这是其他埃博拉病人可能不具备的能力。目前疫情防控最重要的一步是指导各地区进入公共卫生安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