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V的治疗在近3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的治疗方案的治愈率（定义为持续病毒学应答率）高达95%以上。而在3年前，HCV感染还需经历艰辛的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的治疗，超过80%的患者受到严重副作用的影响，只有不到50%的患者能够完成疗程。
鉴于HCV病程相对较长，进展为肝纤维化的速度缓慢，医生建议部分患者暂不治疗，密切随访，等待更好治疗方案的出现。
2011年，第一代蛋白酶抑制剂telaprevir和boceprevir出现，预示着改变即将到来。与干扰素及利巴韦林联用时，这些药物在HCV基因1型中可获得更高的病毒学应答率。然而这些药物的费用远高于标准疗法，每疗程费用超过8万美金，且如果患者依从性不好，发生耐药的比例较高。
2014年，新的治疗药物多聚酶抑制剂亮相。这类药物中首先登场的是由Gilead生产的sofosbuvir，在与干扰素及利巴韦林联用时，其对基因1型HCV患者非常有效。此外，sofosbuvir还可与另一个新的蛋白酶抑制剂simeprevir联用于干扰素治疗失败的患者。
这些药物带来了无干扰素方案，疗程更短，耐受性更好，且治愈率达80-95%。今年秋天还将引入一个口服药联合方案sofosbuvir和ledipasvir，它们可以同时抑制NS5B多聚酶和NS5A多聚酶，将疗程缩短至8周的同时治愈率高达95%以上。
如今看来，一个影响百万美国人的慢性病可被耐受良好的口服药物治愈了！但或许会让人感到奇怪，多数媒体报道这些HCV治疗的重要进展的时候，关注的并不是治愈率，而是花费。
Sofosbuvir的原价是1000美元/片，或8.4万美金/疗程（12周标准疗程）。英国同样方案的价格是5.4万美金，而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低至900美金，意味着美国的定价完全由Gilead决定，因此引起诸多不满。事实上，一些药品利益管理机构正在呼吁他们的顾客联合抵制这些药品，直到2014年底他们做出改变。
然而，这个价格是不公平的么？这个问题至少需要从投资收益率和价值驱动两个方面考虑。在一个向美国一样的市场导向的卫生保健系统，类似Gilead的制药公司，能够获得对其研发成本的补偿。
例如sofosbuvir，这是相当明确的。这个药物是被Gilead在2012年以110亿美元收购的公司Pharmasset最初确认和测试的。虽然有其他药物研发成本，暂假设sofosbuvir的研发成本为110亿。如果全美三百万HCV患者全部以目前的价格接受sofosbuvir的治疗，Gilead公司将收入2500亿美元，或超过20倍研发成本的回报，提示该价格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偏高。
然而，并非所有的HCV患者均会选择sofosbuvir进行治疗。6个主要的竞争药物正在研发当中，有望在未来4年内上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价格竞争将会驱使Gilead公司降价，其收益也随之下降。
价值导向的定价侧重于比较sofosbuvir与其他治疗方案的对比。例如，根据Medi-Span平均批发价格，12周疗程的sofosbuvir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及利巴韦林的费用为1.17万美元。这个价格过于昂贵，但是24周疗程的第一代蛋白酶抑制剂telaprevir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及利巴韦林的花费为1.12万美元，而对于很多48周疗程的患者需要1.44万美元。
平均批发价格仅是等式的一部分。对价值的衡量还需要考虑治疗的有效性并需要更多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例如需要考虑治疗带来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增加对成本-效益比例的影响。
新的sofosbuvir方案的有效性和耐受性及期望因阻止疾病进展而减少的下游花费，提示这些新的昂贵的药物或代表着一笔相对划算的“交易”。根据质量调整生命年平均下来的费用与其他药物其实相当。
考虑到HCV的发病率和药物价格，或许关于sofosbuvir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某一特定疾病增加的总费用的问题。当一个每日花费高达1000美金的口服药获得关注之后，最重要的是适合该治疗的患者数目。
根据粗略估算，仅美国适于sofosbuvir治疗的人数高达300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以得出治疗HCV患者将使得每一位美国人健康保险费用在未来五年每年增加200-300美金。因此sofosbuvir不是简单的个人费用超额的问题，而是因高昂的价格和庞大的需要治疗的患者群体造成的某一特定疾病总花费过高的问题。
这些花费将尤其在下一年带来额外负担。目前，Gilead拥有专利，投资者希望能够在此期间获利。然而，可以预期的是，在12月，另一个非常有效的口服药方案将会面世。药企自然知道垄断的好景不长。在HCV的治疗领域是有前车之鉴的，telaprevir和boceprevir的制造商将他们的产品定价很高，并在15-18个月内获得盈利，而现在，这些产品已被新的多聚酶抑制剂完全取代。
在这个背景之下，费用到底该如何制定？在一些州的医疗补助项目中，尽管有新的指南，新的治疗并未纳入其中。据称，当药物被拒绝补助后，医生可以去Gilead，公司提供一个政府援助项目，在暗中给予费用的补偿。在一些计划提供医疗福利的州，在重新谈判或考虑“剔除”该药物（例如由国家直接支付治疗，而非人头支付协定）前，不会将sofosbuvir纳入他们的补偿范围。
一些私人保险公司将sofobsbuvir列入其目录，为其产生的费用承保，但他们也依据指南发展优先批准项目，以确保合理利用。一些保险公司要求医生只对于非常需要的患者予以治疗。对部分患者可以推迟治疗，以期在新药物的竞争作用药品利益管理机构可以通过谈判获得更有利于保险公司和雇主的价格。这一举措获得专家组的认可。
最终的目的是更多产品创造的竞争环境下带来的价格下降。然而，这将涉及缩窄处方范围，医生对药物的选择将受制于保险公司和药品利益管理机构的谈判。即便如此，花费仍将十分高昂。限制处方可带来30-40%的折扣，远不如药物专利期满，仿制药进入市场后95%的折扣。
总之，医疗卫生系统正在快速调整，但对于补偿HCV药物高昂的价格还不够迅速，最重要的是治疗全部HCV患者的巨额开支。
然而，这并非一个单独的现象，其他领域一些昂贵的药物也在研发当中，其面向的患者群体也十分庞大。对于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系统而言，需要研究和评价有效的策略来控制这些高价药物，以确保广泛、公平合理的应用新的治疗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