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于8月12日宣布，此次史上最严重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中，使用试验性药物治疗患者是符合伦理的。这是继两名美国感染者使用试验性药物ZMapp治疗以来，官方正式发布的一次伦理声明。
当初，ZMapp用药风波曾一度引发激烈争论，一些批评家质疑凭什么非洲人得不到抗埃博拉药物。WHO回应表示，在目前尚无获准审批的治愈埃博拉特效药的情况下，广泛使用试验性新药可能仅是解决燃眉之急。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推广使用未经安全和有效性试验验证的药物。
杜克大学临床伦理学家Philip Rosoff博士就是反对用药人群中的一员，他担心疫情爆发时期推广这种新药可能会弊大于利。Vox新闻网就此问题近期专访了Rosoff博士，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提问一起聆听专家的犀利点评。
图示为利比里亚卫生部门丧葬工作小组准备进入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死亡妇女家中，死者亲属在悲声啜泣。有人认为，在如此悲痛万分的时刻不应采取如此绝情的举措。
记者：WHO批准在此次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可以使用试验性新药，但您似乎并不认同这一决定，请问是为什么呢？
Rosoff博士：倘若你仔细阅读了WHO关于使用新药的伦理声明，就会发现，这一决定强调了几个关键点，其中就包括用药前必须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本人并不以为然，试想在如此病毒肆虐、人心绝望的情况下，所谓“知情同意书”对患者而言又有什么意义？这种从未用过的试验新药是否在患者眼中就是生命绝境中的救命稻草？
记者：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无可避免之灾祸：批准使用新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用药后可以获取反馈数据，并引以为鉴探索药效，为更好地应对将来可能的疫情爆发做好准备。
Rosoff博士：这是我要质疑的第二个地方。WHO谈及获取临床数据的问题，但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新药是否起效实际上很难判断，因为这种临床试验无法在对照设计的安排下完成。
这就意味着，我们无从得知某些人是因用药而殒命，还是因为疾病本身而不治。此外，由于患者病情危重，我们也无法在可控情况下获知药物的不良反应数据。
所有这些试验性药物之前均从未在人体上验证过疗效和安全性。虽然动物实验结果显示效果不错，但可利用价值也是有限的。目前，只有那些开始时在实验室中因一时兴起而检测的少部分药物，能最终获准FDA审批开展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
记者：您是否担心此次破例之举，即贸然决定使用新药的举措，可能会降低人们应对未来疫情的底线？
Rosoff博士：的确，我个人认为该决定做出的有点过于急切了，没有好好思考一下此情此景中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一旦人们开始用药，我们就为此做出了破例之举。
今后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有样学样，在绝境中贸然使用这种高度试验性质的、从未验证过的药物。那么我们就会犯错，做出许多弊大于利的决定。
“绝望”并不能带来先进科学或良医良药，我认为“绝望”会滋生出不理智的行为，同样也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办法。
记者：您也提曾提及，决定分配给谁用药也是新药使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您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Rosoff博士：由于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非洲，所以决定药物分配的确是一个难题。如今使用过试验性药物（ZMapp）的受试者均为来自西方国家的白人，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实际上现在疫情中多数感染者都还没得到该药治疗。那么，在我们对新药可能在何种人群中起效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试用这种特殊的药物吗？
此外，来自疫情当地土著居民对临床试验的抵制情绪情有可原。反思过去，西方制药企业在非洲进行临床试验有着长期的“黑历史”。曾经有黑心药厂强迫非洲穷人或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进行试验性药物临床试验，而这些药物之前从未被验证过，也未在西方人群中使用过。
值得庆幸的是，之后制定了国际法规禁止了这一不法行为。而另一方面，人们关注的是，迄今为止接受救命药物治疗的人都来自富裕的西方国家，而非那些感染病情危重的人们。这从另一个侧面又勾起了历史往昔那些黑暗的回忆。
记者：支持使用这些未经验证试验性药物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的好，支持者认为尝试新药聊胜于无。您怎么看？
Rosoff博士：我认为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能从如此紧迫而缺乏对照的前提下、使用新药的过程中获得些什么？我想有人会说，我们有历史对照组，过去有相当一部比例的人群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若此次有足量的用药人群，可以同历史对照组进行比较。
但这种设计想法存在颇多问题。如果该病所有感染者发生死亡的病死率很一致，那么可以采取这种历史对照法。但随着建立精心的支持治疗护理对策，有相当一部分感染者存活下来。
此外，决定用药分配时可能面临选择偏倚的问题。而随机试验的优点在于，开展试验的人无权决定受试者谁使用安慰剂、谁使用观察药物。
如果将用药决定权交给临床医生，那么试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在一定的选择偏倚：医生会把药物给予那些痊愈机会较大的病人，实验结果让人误以为药物十分有效，但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