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JM专题:朋友安息—悼念埃博拉战役中牺牲的白衣战士

2014-09-07 21:51 来源:丁香园 作者:步步非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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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埃博拉病毒席卷西非,感染和死亡人数在不断攀升,疫情的死亡脚步从未停歇。在病毒扩散引发的恐慌中,一群白衣战士或坚守抗击疫情一线,或飞赴非洲迎战埃博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役中,无数白衣战士不幸牺牲。他们或是籍籍无名,或是名满天下的专家学者。无论他们是谁、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故事,他们都是捍卫人类生命的英雄。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Josh Mugele博士等撰写专题文章,发表在2014年9月3日NEJM杂志上,以纪念抗击埃博拉之战中他们逝去的亲密好友Sam Brisbane医生。下面就让我们随着Mugele博士的视角一起追忆那个“离埃博拉最近的人”。

近日,我们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亲密伙伴Brisbane医生猝然离世了。Brisbane是一名利比里亚医生,在这场可怕如同梦魇般的疫情中,感染埃博拉病毒后不治身亡。而来自利比里亚的有关信息却一如既往的稀少。

自Brisbane医生离世后,我们还获悉,那些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其他医生和护士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们或是已经不幸牺牲,或是正在新闻中看到那种简陋的医疗机构中接受治疗。

近日,我们对每一个来电都忐忑不安,担心又会意外获知昔日战友不幸罹难的噩耗。在这种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一声声质问冲击着我们的灵魂:我们会怎样死去?我们又为何而死?

古人有“善终”的理念,意指为国家大义而死,或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古代雅典先知梭伦曾言:任何人在生前不能称幸福,只有依次生活过并且已经死亡的人才可能称幸福。希腊人认识到,我们注定会死,而为捍卫家园或人性则死得其所。

对于向我们这样的急诊医生而言,“善终”的概念可能看起来太过抽象而无形。在我们看来,很少有死亡是好的或有益的:年轻人因创伤在痛苦中身亡,老年患者历经漫长的病痛折磨而死去,有人轻生自杀而结束生命,也有人因过激行为而付出生命代价(如酗酒、暴饮暴食或过度吸烟等)。

去年,我们与位于蒙罗维亚的约翰·肯尼迪纪念医疗中心(JFK)缔结合作关系。该中心是利比里亚境内唯一一家学术转诊医院,参与一项新的灾难医学合作项目。我们协助这家医院制定灾难应对计划和灾后重建项目,并同急诊部医务人员合作一起强化医疗培训、建立创伤流行病学研究。

我们就是在那里遇到了任职急诊科主任的Brisbane医生,他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急诊医生—时时关怀病患,前一刻还谈笑风生,后一刻就立即投入到争分夺秒的工作中。Brisbane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但又十分特别的人:身材矮小、秃顶、饱经风霜的外貌以及一副厚厚的眼镜,他乐观开朗、平易近人,他时而格格地笑、时而赌咒发誓。

当时我们对这家医院的管理漏洞进行初步分析,并向Brisbane表达了我们对医院基础条件的深深担忧:严重的物资供应不足和人员短缺、经常停电和偶尔的电力火灾。Brisbane医生表示赞同,但最令他害怕的则是潜在可能发生的病毒性出血热疫情。

Brisbane的直觉是准确的,而非杞人忧天。我们遭遇到了手套配给和洗手皂供应短缺的窘境,医疗机构因资源有限而不得不搁置防疫演练工作。这家医院并没有做好应对现在这种疫情的准备;同样,这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也没有准好准备应对灾难的发生。

在JFK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和Brisbane成了至交好友。在与之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Brisbane于上世纪70年代在德国进修,经过专业训练后返回利比里亚工作,并在该国内战和Charles Taylor专制统治期间依然选择留在那里,在腥风血雨中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照料病患。

之后,他迎来了利比里亚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亲眼见证了该国步入民主领导时期,这家医院也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性院长。Brisbane还成功兴建起一个咖啡种植园,我们每次看望他时都能获赠数包咖啡留念。Brisbane还是8个亲生孩子、6个收养孩子的父亲,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计其数孙辈们的祖父。

2014年6月,在我们返回蒙罗维亚的短短几天后,这个城市Redemption县医院发现了首例埃博拉患者;不久后我们获悉,有一名工作在该医院的医生和数名护士已经感染身亡。流言四起,其余工作人员很快遗弃了那家医院。

在JFK工作的同事们闻言十分紧张,医院管理部门和卫生部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当时,医院应对埃博拉疑似病例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明确方案。医务人员如何做好自我保护?怎样隔离埃博拉患者?医务人员又如何将患者转移到卫生部辖下的一个隔离中心?

对此,Brisbane毫无头绪。当他以为我们并没有关注该事件时,他因紧张变得喋喋不休,熟悉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他甚至开诚布公地表示想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他向我们直言:“离开蒙罗维亚。”

后来有一天早上7点钟,我们来到医院,碰见了我们另一个亲密伙伴Philip Zokonis Ireland医生。当时,他情绪十分激动,脸上充满掩饰不住的惊惧: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埃博拉疑似病例。

该名患者已经在狭小、拥挤的治疗区卧床近6个小时了,周围围绕着数名护士和其他病人,直到最终有人注意到了他的症状。我们闻言立即赶到了那间病房,在那里看到Brisbane医生和内科主任Abraham Borbor医生。那时,其他人才意识到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患者们及其家属迅速奔离,护士们也退到走廊远远地避开。

当务之急是将这名患者移出普通病房,即刻送往隔离病房。但意外丛生,该名患者使用的病床太过宽大,以至于不能顺利转移出病房。不得已的情况下,Brisbane医生、Borbor医生和两名家属匆匆换上防护服、戴好手套和口罩,使用床垫抬起患者,将其送往隔离病房,患者中途险些掉落下来。

这名患者开始呼吸困难,尽管历经医务人员的努力,但病情恶化于5分钟内就死亡了。当天晚些时候,实验室检查证实该病例患有埃博拉病毒感染。尸体就停放在现在空置的急诊科,直到数小时后由卫生部门取走处理。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仍留在蒙罗维亚,尽我们所能协助医院工作。Brisbane医生用他个人体温表反复核实自身体温变化,以防预示死亡命运的突发高烧。他在医院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作为安慰心灵的护身符,他还同我们开玩笑,以黑色幽默缓解紧张的氛围。

然而,死神的脚步已然来临。就在我们返回美国的几天之后,接到了一通来自蒙罗维亚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Brisbane医生埃博拉检测结果阳性,并被隔离治疗了。不久之后,下一个电话就带来了Brisbane去世的噩耗,以及被草草葬在他的种植园的讯息。

截至8月底,有消息传来:我们熟识的Ireland医生和一名护士感染上了埃博拉病毒,并正在同病魔作斗争;而Borbor医生和一名工作在急诊科助理医师已因病死亡。

其实,以Brisbane的条件可以不必待在JFK继续照料病患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退休,回归他经营的种植园,同妻子、孩子和孙子们一起享受安稳的生活。他其实仅是一个普通人,也是对埃博拉充满恐惧的,但每天清晨当我们来到急诊科时,总能看到他照料病患而忙碌的身影。

医护人员肩负了除却人类病痛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在经过专业训练和这条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约束下,即便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中(如物资殆尽、病患不合作等),我们也要履行职责使命。

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对自己和家人的责任。当我们的工作充满危险,我们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我们的病人可以获益多少,又会从我们自身带走多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我们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

但在迄今史上爆发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中,像Brisbane医生这样的临床工作者选择了冲锋在一线、随时面临死亡的结局。他们选择照料病患,尽管冒着自身被感染的危险,尽管面临物资不足、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的窘境,尽管他们在防控感染方面缺乏培训。

Sam Brisbane医生之死使我们看起来如此的渺小,他的妻子和家人眼睁睁看着他痛苦死去,而我们毫无办法。怀着对其家人的歉意,我们深感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亲密伙伴。我们相信,我们的朋友死得重于泰山,正如所有在抗击埃博拉战役中不幸牺牲的医护人员一样,死得光荣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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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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