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Gregg Mitman博士在NEJM上医学的历史栏目发表文章，分享了其刚刚在西非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感想。他切身感受到自己和当地人对于埃博拉如影随形的那种恐惧，并在文中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种恐惧的由来。现以第一人称叙述形式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我们四个人的小组刚刚在接近几内亚边界的遥远村庄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茅草屋檐遮蔽的一个开放厨房内，我们正在准备用餐。等待我们的是诱人的利比里亚煨木薯、胡椒粉和灌木肉。
这里距离最近的公路需要徒步1小时，之后驱车2天才能到达首都蒙罗维亚，即使如此，埃博拉爆发的新闻仍在空气里回响。
房主微笑道“别担心”。他们向我保证没有狐蝠，也没有黑猩猩。我又犹豫了一会儿，但不愿让他们看到不信任，于是将勺子伸向瓦罐，开始享用这辛辣的食物。
六月前往利比里亚的行程本来是不确定的。当我早在三月开始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埃博拉在利比里亚及临近的几内亚、塞拉利昂的爆发较缓慢，而国际媒体几乎都保持沉默。
但随后我开始通过个人接触和利比里亚新闻渠道跟进埃博拉疫情。五月末，当我计划离开的时候，在西方出版物和政府网站上关于埃博拉的信息仍不过只字片语。
七月末，当两名美国健康工作者在利比里亚感染埃博拉的消息传来，埃博拉爆发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被冠以“流行”的标题走上头条。在媒体燃起普遍的关注后，恐惧的蔓延速度远超过病毒本身。
“隔离区”现在成了一句暗号。对埃博拉自非洲大陆传播开来的担忧最终引发了国际上的重视。
埃博拉的生态学的某些方面是已知的。蝙蝠是病毒的宿主，而其他动物也是易感的，并可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然而围绕着病毒的恐惧也有它自己的生态学，同样需要被理解。作者Mile Davis称之为“恐惧的生态学”。其在乡下和城市不同，且因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异，穷人和富人对其体验也会不同，还会随着时间变迁。
西方观点认为赤道附近的非洲充斥着致死性疾病，例如疟疾、黄热病和埃博拉。而对受影响地区医护人员的担忧也胜过忽视和愚昧造成的结果。这种恐惧还反射出西非过去医疗遭遇的惨痛回忆。
这不是第一次西非爆发一种传染病，引发全球的关注和担忧。例如，在1928年至1929年期间，一次黄热病的突然爆发导致著名的美国、英国、日本医学研究者和教育顾问死亡。
这次事件促使美国政府和国际联盟对利比里亚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其改善“威胁本国公民和居住在利比里亚外国人生命的不卫生的条件”。
对西非的恐惧好像那是白人的坟墓一般，这个观点可追溯至18世纪持续至20世纪初的黄热病灾难。这种恐惧延续到今日，当我在几内亚边界时，它们就盘旋在我的脑海。
而一些人表达的更加露骨，如美国地产大亨Donald Trump在其拥有众多粉丝的推特上写道：“停止埃博拉感染国家的任何抗争，否则疫情将延伸到我们的境内”。
不过恐惧的社会生态学有其他的历史表达，黄热病的爆发严重威胁了美国在利比里亚的贸易。在1926年，费尔斯通轮胎和橡胶公司获得100万英亩土地的使用权，以向美国供应橡胶而不受英国的控制。热带医学知识对该公司获得成功非常关键。
1926年，一只哈佛大学医疗考察队前往利比里亚，为费尔斯通公司提供保障，正是因为他们，我的电影团队在2014年来到了利比里亚-几内亚交界。我们希望了解更多历史和关于考察队在当地遭遇的记忆。
在1926年，这个由8名成员组成的考察队在利比里亚腹地旅行了4个月，收集不同种族的血液、肿瘤、尿液和图像。
一些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时就会跑开。考察队所经过的路线是欧洲和西非奴隶贩子、白种传教士曾经的路线，而利比里亚士兵近期征服了其腹地。当陌生人给当地带来的可能是恐惧时，他们为什么还要逗留呢？
其他利比里亚人抗拒向考察队提供他们的肿瘤、血液和寄生虫。一位成员写道：“当一个镇长拒绝向我们提供他那“可爱的小肿瘤”时，我们劝诱、威胁、我们发誓他可能会死……他仍然羞涩的拒绝与他那最珍贵的“宝藏”分离。
镇长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取走身体中的东西，接受实验性药物，看起来太接近他有理由害怕的巫术。
美国医学研究得益于这些考察收集到的血液、寄生虫和病毒。这些是诺贝尔奖的材料，是业界的声誉和名望，是惠及全世界人民的医学突破。1951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1926年哈佛考察队成员Max Theiler，以表彰他在黄热病疫苗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就是个例子。
然而生物医学研究反过来对帮助利比里亚建立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能力的作用甚微。当利比里亚的朋友现在在Facebook上发布链接，将埃博拉爆发与过去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指出这段开发和获取医学知识的历史和回忆已深入西非的记忆深处，这些也构成了恐惧的生态学。
在10年的平静后，利比里亚经历了在1989年至2003年长达14年的内战。重建国家的基础建设进行的十分缓慢。而跨国公司租用利比里亚土地开发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新浪潮已经开始。
然而国家的医疗基础设施仍十分匮乏。利比里亚仅有不足200名医生，为超过4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处理当前的公共健康危机时，其装备实在捉襟见肘。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埃博拉的流行，与与之相随的恐惧。
居住在利比里亚、几内亚边界，招待我这次晚餐的主人在这次疾病登上西方报纸头条之前早就知道埃博拉及其风险。他们并非无知，他们有着来自于过去经历和当前环境的，和我一样的恐惧。
但是我们共享的不只是恐惧，还有共同的历史，自19世纪20年代自由黑人首次从美国定居在西非海岸起，将美国与利比里亚联系在一起的历史。
在这个危机的时刻，由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和无知带来的恐惧构成的不信任，创造了埃博拉茁壮成长和肆虐传播的有毒的生态学。
截至9月中旬，针对埃博拉的国际援助供给约3.38亿美元。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人员已到达利比里亚。但是国际救援工作人员还需要鼓励更多当地人一起战胜这场对埃博拉的战斗。
除非救援人员和媒体理解当地人的恐惧，否则我们可能难以遏制危机，而这对一个与美国有着很深历史渊源国家的经济、健康、社会安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西非在过去为了全球健康的进步做出过牺牲，因此现代医学对西非有所亏欠。本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利比里亚建立17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培训医务工作者，提供检测试剂盒，提供后勤支持，这是一个受欢迎，也需要做出的反应。
这应当是一个长期、协商努力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开端，这对当地未来的稳定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