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承诺投入3000名军方人员介入抗击疫情之战，可谓是迄今为止针对西非埃博拉战役最大的贡献了。然而，这样的决定却迟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其升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后1个多月之久。
并且许多人质疑，WHO这个声明本身已延误了2个多月。重重耽搁给予疫情充足时间聚集力量并加速蔓延，造成了如今掠夺走了至少2600人生命的糟糕局面。
无国界医生组织热带医学顾问Estrella Lasry博士表示，面对疫情，尽管国际社会的投入比近期美国所承诺的投入力度小得多，但积极的国际响应本可以在今年春天就控制住疫情蔓延。
倘若不反思我们的过失并亡羊补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那么埃博拉之战不是结束，只是类似灾难的开始。需以此为戒，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MedPage Today发表专题评论，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史无前例的疫情爆发
今年3、4月之交，继几内亚发现首例埃博拉感染病例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爆发第一批埃博拉感染疫情，Lasry称：“就在那时……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向世界发出第一次紧急求助，报告这场史无前例的可怕疫情，而在当时WHO仍坚持认为此次疫情是小规模事件。”
Lasry强调认为，“倘若这个时间点及时予以干预，那么局面肯定不是现在看到的这样。如果在3月份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报告第一个病例时，就能给予有力的国际回应，即使投入力度很小，也可能及时遏制疫情蔓延的脚步。
但是，接连几个月时间都无所作为，其恶果就是国际社会需要花费巨大且高昂的代价去遏制疫情继续蔓延。发生了什么事？什么都没有发生？本应该发生点什么？我们应对疫情能否做得更好？专家表示，问题很简单，但答案很复杂。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应对疫情时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按照国际条约更是要在第一时间、数年之前就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罪魁祸首——埃博拉扎伊尔病毒株
一切灾难起源于埃博拉扎伊尔病毒株，即目前发现的埃博拉病毒株中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导致1976年扎伊尔地区发生的第一起埃博拉疫情的罪魁祸首。
自那时以来，非洲历史上已发生过数起埃博拉疫情（不完全是由扎伊尔病毒株造成的），无一例外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即起源地发生在农村、最终在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下被压制住，其中包括隔离病患、追踪并监控密切接触者，从而切断病毒传播链。
所以，当几内亚报告其东南部森林地区爆发疫情时，看起来与史上其他几起疫情存在很多相同点。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Amesh Adalja博士评论认为，“事实上，直至今日，所有人还如同对待上次疫情那样应对这次疫情，但此次疫情却有很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几内亚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埃博拉疫情，之前数起疫情全部发生于中非地区；第二，几内亚及其周边受累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存在一个相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几乎没有像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第三，疫情迅速蔓延至人口稠密的城市；最后，由于多年内战，当地民众对执政政府普遍不信任。
Adalja表示，“我想所有人都不愿看到这样一种场景：人们藏匿死者尸体，人们更加信赖巫医，人们碰到红十字会的卡车会纷纷避之唯恐不及。”
跨境传播
几内亚于今年3月22日向WHO报告疫情爆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自2012年12月起，该病就已经开始在人际间传播而没有引起关注，这预示着当地薄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无法将病情监控深入到东南部森林地区。
正如MSF的Lasry所强调的那样，今年3月底有报告称发生第一起跨境传播，但那时疾病已经从森林蔓延至科纳克里街头。官方上报的病例数量仍然不多，但MSF却实地承担着大量医疗救治工作，曾清楚地发出警报：疫情已经失控。然而，遗憾地是，没有人对警报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rk Siedner博士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John Kraemer认为，依据《国际卫生条例》，WHO本能够在今年4月就将此次疫情升级为PHEIC。
为佐证这一点，他们在科学公共图书馆在线检索到PHEIC的界定标准：突发重大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致死率高达50％以上、医务人员力量与病患数量严重不成比例、具有国际性（从几内亚蔓延至利比里亚）。
这些条件完全符合，然而当时却没有应用得当。Siedner表示，除了抗击疫情一线的人以外，没人真正意识到情势有多么危险，“全球卫生界没有人清楚事情有多糟糕、现场人们有多无助、他们又需要外界多少帮助。”
惊醒世界
当8月份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此次埃博拉疫情为PHEIC时，终于惊醒世界是该动员起来国际社会力量的时候了。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Lasry认为，哪怕在6月份能宣告升级为PHEIC也不会出现如今的局面。
“即便是官方宣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参与抗击疫情的响应工作仍然进行迟缓，达不到及时控制疫情蔓延所需要的力量投入。所以哪怕早些任何时间发布预警，我们就不会狼狈如此。”
现在，WHO预计将花费至少10亿美元控制住此次疫情。那么，更早采取行动能否会节省支出？更重要的是，挽救更多个生命呢？乔治城大学法学博士Ana Ayala认为，后者答案是肯定的。
她认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PHEIC会引发国际采取行动，或者退一步说应该能够引发国际采取行动。如果能避免疫情爆发或尽早采取行动遏制蔓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丧生。”
针对MedPage Today联系到的上述专家的质疑，WHO没有给予记者直接正面回复，解释为何延迟宣布PHEIC，而是直至8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才做出决定。该机构卫生安全部助理总干事Keiji Fukuda博士表示，当时WHO更多致力于将此事件局限在小范围区域的几个国家之间。
所以，WHO当时召集几个受累国家（其中多数国家贫困，也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卫生部部长级会议，动员他们想办法做出努力。而当7月份时，一名利比里亚游客感染者将病毒带到尼日利亚，WHO才意识到此次疫情对世界其他国家“威胁剧增”。
另一方面，Ayala表示，完全指责WHO也非公平的，自2009-2010年宣布流感大流行为PHEIC之后，至今并没有引发国际关注的太多事件发生，广泛苛责WHO太过草率。
疾病爆发时间——一个棘手的命题
Ayala认为，西非埃博拉疫情何时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相较之下，《国际卫生条例》本身则是规定十分明确的。Ayala的部分研究领域涉及到相关规定，有时也会参与WHO举办的培训课程，旨在帮助各国政府明确了解他们的职责义务。
Ayala称该条例通篇都是关于“预防”的，签署国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用来作为预防疫情爆发的第一道防线；而在另一面，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义务援助贫穷国家提供必要的卫生建设资源。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根本不具备这种卫生建设的能力，而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也没有履行义务投入多少力量，以至无法弥补经年累月落后的医疗差距，从而导致如今疫情爆发而不可控的局面。
Siedner和Kramer表示，反思往事，国际公共卫生界对疫情研判的最大失误，在于过度依赖当地政府与多国合作组织（如MSF）那些尽管资金不足但仍十分英勇的付出。
在多方期待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美国的国际响应工作制定了几个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为受累国及其周边国家建立加强医疗卫生体系。
Siedner指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目前疫情仅在利比里亚有就造成了约20名医生的死亡，这却是相当于当地医学院校2年的培训人数。更不用提造成的护士和其他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牺牲的人数了。据WHO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有318名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151人死亡。
乔治城大学国家与全球卫生法奥尼尔研究所法学博士Lawrence Gostin不无讽刺地表示，如果应对疫情响应工作仍然进展很慢，那么世界肯定会从此事件中学到一点教训，那就是诸如此类的事件需要快速的应急响应。
谁来主持大局？
Gostin向MedPage Today表示，疫情当前无人站出来领导工作。受累的几个国家本身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因为他们的能力根本不足。
Gostin指出，WHO是一个“反应迅速而得当的响应者”，然而，综合考虑经济预算和果断的为联合国各会员国保留技术资源的决定，意味着该机构“基本上没有这样做的能力。”
事实上，WHO陈冯富珍于8月8日曾公开表示，“我们实际上已经动用WHO所有的资产用于抗击疫情的工作，但在处理了4次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外加3次大规模疫情爆发后……我们现在捉襟见肘了。”
Gostin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遏制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但在此之后，世界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建立国际应急基金以备如今埃博拉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
第二，建立“全球卫生基金”为贫穷国家开始扶植医疗能力。
Gostin指出，针对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的“全球卫生基金”，已经为全球140个国家成功募集到了40亿美元/年。类似地，我们还需为卫生体系建设投入这样努力。
Siedner作为一名将大多数时间贡献于非洲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乌干达通过MedPage Today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此次埃博拉疫情在给我们带来了压力的同时，帮助我们认清不足、吸取教训。有时经历了风雨，才看清了自身的准备有多么得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