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礼露：生死之间

五进五出

4月11日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还好，也并没有咳嗽。4月12日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也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我跟阿斌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还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一路之隔，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但是我发现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结果是白血球低。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什么事。既然只是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每天去打针。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现在一看这结果，一下子无比轻松起来，就像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从人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我虽然还发着烧，但是那个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日这一天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泻得厉害，人虚弱得不行。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医院打针，但是这时候一天比一天咳嗽多起来，憋闷得很厉害，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一般是上午能降到38摄氏度，从天黑开始，又达到39.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虽然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点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医生姓何，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感觉这位专家好像并不是太在意，他还是让我去化验血和做胸透，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应该去看急诊”之类的。何医生说，他马上要去电视台录像，让我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找另外一名姓曹的专家看。后来我知道，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怎么预防“非典”的，可是我这个病人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却毫无反应，想起来这真是个讽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自己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了，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事情不妙。我接过片子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以后，我才反应过来，说：“那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面前。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好像要去吃饭。他旁边有一个女大夫在和他聊天。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个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开了四五天。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它必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我开始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给单位的同事，给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你别瞎扯了，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肯定不是！”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没说这个话，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记者，他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当天晚上，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那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样一个大动作，我必须侧着身子，先变成半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跪着起来。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可奇怪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咳嗽也并不厉害。我已经没有力气抬手接白剑锋的电话，是万莹在厅里接的。万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了解完情况之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这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在电话里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可是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

17日白天病情更加严重，上午就烧到39℃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态，脸上跟有小虫爬似的，可能皮肤上的血液开始缺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很危险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但打针也知道没有用，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一天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住院了，死也要死在医院里。我让阿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还是在门诊打针。门诊照例不少人，很多人都在发烧咳嗽。可能人民医院内部这时候已经有人感染了，这一天增加了一个新规定：在门诊打针的人必须得交肺片。阿斌于是把我那张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的肺片交给了打针的护士。打到一半的时候，护士长来了。她问：“谁是礼露？”然后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打针？你这种情况应该去急诊打！”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里打针，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可是医生当时给开的就是在门诊打呀。护士长于是拿着我的点滴，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一到那儿，有一个人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说“不是”，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那个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有那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我们三个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儿打，你今天就在这儿打完吧，明天不能再去门诊打了。”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门诊转急诊的说明，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大夫。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位曹大夫了，情况特别混乱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中财”的患者问医生：你们这样把我放回去，我怎么办？我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和上班的人。医生沉默以对。

这一天再次做了透视。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两肺全坏了，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幻想了。阿斌身上带着钱，我们到急诊，再次寻求住院。两个医生或是护士，在走廊的角落闲聊，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而且不说话，都是阿斌去问。阿斌问她俩：“如果得了‘非典’，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那两个人特别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然后说要等病房。

我有点气愤了，气也没劲气了，我说我要找院长，她们说找院长也没有病房。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怎么办？她们说在门口等着，排号，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没车来接就等着。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儿等。这时候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那个转走没？”对方回答：“还转什么啊，死了。”听到这话，我感觉阿斌都有点发抖。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拿着钱又回来了。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天。

回到家，我就让万莹和阿斌赶紧走。我想阿斌是独生子，如果被我传染上了，我死不要紧，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我和万莹接触特别少，我相信她不会有什么问题。把他们“撵”出家门后，我想，就让我自己死在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