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礼露：生死之间

遗嘱

4月18日，家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得去医院打针啊，因为我还有一针没打完呢。不打针怎么办？只能在家等死。到了医院是晚上，我这才吃惊地发现人民医院的门诊已经锁个大铁链子，进不去了。需要打针的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护士和患者能够隔开，有个小窗口把胳膊伸进去打点滴，而且护士全副武装，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正在打针的时候，我接到了协和医院副院长于晓初打来的电话。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大概是其他同学找到她，讲了我的情况。她听说我还在人民医院打针，马上说：“你别打了，赶紧回家。”于晓初让我记下来几个药名，让我赶紧去药房买回来吃。我手头也没有纸笔，即便有也写不动，这真难为我这个脑子，平时都不吃药的人，硬记下这些陌生的药名，什么利巴美林、地塞米松等等，还有服用量多少毫克，什么时间吃等等。于晓初他们和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我应该是最先得到治疗方案的。我于是离开了医院，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从医院一回来，阿斌马上就去药房买药。药拿回来了，这时候递东西完全是不见面了。他放在地上，我去取。这时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除了水，其他什么都咽不下去。那些天我都快喝成水中毒了。

我最好的朋友叫王颖，是锦州的一名工程师，她是我当年下放到锦州“青年点”的同学。我得病的这些天来，她一直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成了“营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一天，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她尽量用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沈阳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一开始没明白，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我是沈阳人，父母去世后都安葬在沈阳。我也很平静地对王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在北京八宝山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还想上八宝山呢，一概拿黄袋子一装，送到昌平一股烟，什么也别想了……

这时候我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该处理了，要不就来不及了。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这时候意识到，要不抓紧写，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爬起来，坐在写字台前，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再爬起来写。对我来说，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孩子、财产这些问题。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妹妹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我说话的时候，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电话那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我妹妹一直在哭，奇怪的是，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哭的人，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跟妹妹交待完，我又跟儿子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他那边一直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妹妹就一直在哭。我想，就这样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开始清理电脑，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又努力拖着身体收拾屋子。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里用的也是“礼露”这个真实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显得太“90后”了，我后来听说，当时民间就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人民医院感染上的“非典”，可是还不收她住院，差不多奄奄一息了，结果告到《人民日报》……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以至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竟然把电话打到在广西的弟弟礼群那里去了。弟弟打电话来先是哭，再跟我商量问我怎么办，我还告诉他什么也不要说。我想，传出去的话，北京奥运会还开不开？

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医院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打电话的时候这位领导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现在还没住上院，院长委托他来看我。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主任和一个呼吸内科的主任来的，三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站着，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上面只有“发热”二字，也不会写“非典”，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情有些疑问。我几乎是悲愤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临走前，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个歉。”

这天晚上，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发现两只手已经开始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