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礼露：生死之间

重见天日

4月19日，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说烧还没有退，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20日中午，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她让我立即到协和医院。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也不要上呼吸机。于晓初回答：“行，我同意你。”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只能找“120”。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3个小时以后，“120”到了。我穿着羽绒服，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非常刺鼻。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测里面的氧气含量，我只有58%。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脚不知道往哪儿踩，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病房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不够用。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他们后来告诉我，我进来时，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瘦到只有80多斤，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脂肪全都烧掉了，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其实当时我才49岁，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挨到了协和。

奇怪的是，身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精神上的负担反倒一点也没有了。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家里也收拾好了，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反倒坦然起来，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一阵阵想咳嗽，但感觉没有进气，憋得厉害，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用了激素之后，21日下午，我感觉体温轰然而退。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22、23日体温都开始正常，体力也慢慢恢复。烧一退之后，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药量的上限是320毫克，后来听一些病友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我也感到万幸。后来听说每一个病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有时还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有的病人不太理解这一点。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病人，只是有轻微的症状，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他父亲还来质问王仲，话说得很难听，意思是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去，“我们都相信你”。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想看又不敢看，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8月5日那天，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快哭了。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趴在栏杆上，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

自己活过来了，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所以病好了以后，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不过体检结果出来，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符合科学实验标准。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如今再谈起“非典”，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度防范等等，都给我们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可能没勇气生存……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如今已经结婚。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几年前，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那些“非典”影像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