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

摘要：2002年底，“非典”疫情在广东悄然蔓延，随后形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生存与死亡、伤痛与无奈，困惑与抉择构成了亲历者们共同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早期的努力与牺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这场灾难也是一种艰难而珍贵的体验。对于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管理的反思与重建，成为这10年间的主要故事。

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说：“‘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最初的患者

春节之后的广东已经很暖和，爱美的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穿起了短裙。而郭仕程还套着一层棉裤，天气冷的时候甚至要套上三四层裤子。他还托去新疆的朋友帮他带回厚羊毛裤。在和我们确认宾馆有电梯后，他才答应过来。因为他根本爬不上楼。

今年51岁的郭仕程从来没有想到，10年前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历史大事件中，并成为一个关键人物。而接下来的10年他又始终不断被痛苦所折磨，甚至受到歧视。他是全国第二个非典型性肺炎的上报病例。尽管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落下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前后支付了70余万元的治疗费，没有报销，都是自己承担。

2002年的12月，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有些发炎。他去河源市中医院看病，打了几天的吊针都不见效果，反而咳嗽了起来。他又去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医生怀疑他肺部有问题，安排他做检查。做完检查的下午，郭仕程突然发高烧，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马上就住院了。

他对面病房住着另外一名病人，名叫黄杏初。黄是一名做客家菜的厨师，长期在深圳的酒楼工作。不久前因为发烧咳嗽回老家休养，后来便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黄杏初病得很严重，高烧不退，很快转院去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郭仕程后来知道，黄杏初便是后来第一例“非典”上报病例。他怀疑自己是由黄杏初传染的。

黄杏初走了后，郭仕程的病情也不见起色，退烧针打下去，温度降下。但药效过了之后，依旧高烧。住院三四天后，郭仕程也申请转院，去的是钟南山任所长的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也就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郭的弟弟找了一辆车拉上他去广州。郭仕程觉得自己精神尚好，不发烧的时候还开了一段车。

但是到了广州“呼研所”后，他病情迅速恶化，高烧昏迷，马上就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由于高烧不退，用了很多激素治疗。他逐渐脱离了危险，在病房里度过春节后，外面的疫情已经爆发了，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钟南山告诉他：“你好了，快走吧。住在这里也没好处。”

郭仕程又回河源市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月。他是坐着轮椅出院的，站不起来，也没有力气走路。事实上“非典”后的第一年，他都没有能摆脱轮椅。2003年底，他开始浑身骨头痛。这时候，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做复查，此后连续进行了六七年的跟踪检查。复查中发现，他患上了“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郭仕程开始了漫长的治病之路。广东省内的大医院都跑遍了。后来在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做了手术，从双腿腓骨上取骨进行了股骨头关节置换。他还去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求诊。家人半夜两点钟排队，挂了骨科主任的诊疗号。他告诉医生，他是“非典”的第二例上报病例。北京的专家安慰他：“你已经不错了，手术之后至少能站起来，还能走路。”

郭仕程虽然能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是疼痛仍旧折磨着他。尤其天气变化时，浑身骨头剧痛，必须要吃大量的止痛药来维持。尽管他不胖，但血糖和血压都很高，也是“非典”后的症状。医生叫他控制饮食，他每餐只吃一点饭，常饿得头昏眼花。他还出现了肺部纤维化的情况，冬天经常咳嗽，但与骨头的疼痛相比已不算什么了。

生病那一年，郭仕程41岁，做点小生意，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还算平稳。“非典”出院后，他便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站起来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出去散步走一会儿就要坐一下。坐着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不然腰会很痛。“跟你们谈话，已经是坐得最长的一次了。”郭仕程说。他不能在外面停留太久，最怕的是大便。他的双腿完全蹲不下去，必须用马桶。所以他也很少去串门。好在现在住在妹妹的一间一楼的房子，无须走楼梯。

治疗“非典”，他花了39万多元的医药费。自己出了20万元，又从亲戚那里凑了20万元。这10年来为了治疗股骨头坏死和其他后遗症，他又陆续花去了30万元。这10年的医药费总共达到了70万元。几年前，他不得不卖掉了房子，换40万元治病。而现在他每个月的药费依旧要上千元。郭仕程很早就从单位下岗，没有上过医保，只能自己负担。

因“非典”而起，他不仅失去了好身体，也不断贫困，借下了一堆债务。因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没有参加医保，郭仕程没有得到报销和补助。很多年来，他去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希望能够帮他解决一些费用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只有香港红十字会给了他2000元补助。现在的生活更多依靠子女的帮助。

除了身体的衰弱，我们问郭仕程这些年还有哪些变化。“更孤独了。”沉默良久后郭仕程说。即使“非典”已经远去，没有新发病例，他还常常感到歧视。有时他去政府机关办事，或者找人聊天，不管冬夏，别人都会立刻把门窗打开，通风排气。而他也有只有讪讪地退出。

我们到河源的第一天，就去紫金县东方村去寻找第一名上报病例——黄杏初。媒体对黄杏初的追逐，在10年前就曾热闹过一阵，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楼的名称，搞得生意全无。黄杏初也只好辞工回乡，隐居起来。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他短暂出现在公众面前，澄清并没有拖欠医药费。此后便消失于人海，杳无踪迹。

黄家三层半的楼房还在，但大门紧锁，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不见任何生活用具，显然已经好久无人居住。黄氏族人们告诉我，黄家几年前就已经搬走，很少回来，黄本人“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还在临江镇开了自己的餐馆。黄杏初现在很怕被人找到，他甚至改了名字，希望与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