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

一个人与一群人

“非典”之后的10年，唐小平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2002年9月底，他被任命为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的院长，是当时广州最年轻的三级医院院长。2008年3月，他被调到广州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成为一名专家型的卫生官员。“以前作为一个医生，考虑的是每一个病人的健康；现在我考虑的是一群人，一座城市所有人口的健康问题。”唐小平对我们说。

唐小平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传染病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主要方向是肝炎和艾滋病。2003年“非典”爆发时，他担任院长的第八医院收治了广东最多的病人。唐小平还记得他的一名“非典”患者，是一名年轻人，恐惧痛苦得想要自杀。唐小平查房的时候告诉他，很多人都康复出院了，应该有信心。年轻人渡过难关后恢复了健康。第八医院400多名患者中（其中确诊265人），只有12人死亡。

3月，香港“非典”疫情爆发，唐小平和钟南山同被香港聘为顾问。疫情平息后，他去马来西亚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届“SARS大会”，并做学术报告，还曾受邀去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做SARS学术报告。唐小平认为，国际上对中国“非典”疫情的处理方式与效果十分认可，“因为我们的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尤其在广东省还不到4%（广东省卫生厅统计治愈率96.2%）”。

但另一方面，“非典”就像一面无法妥协的镜子，照出了更多的问题。

“‘非典’之前几十年，我们都没遇到这么严重的传染病。公众甚至对传染病的观念已经淡薄了。包括医务人员，很多实习医生都不去传染科实习，甚至一些传染病医院面临生存危机都改行了。疾控中心的建设也很薄弱，基层疾控系统条件就更差，在大疫情面前捉襟见肘。”唐小平说，“同时，政府管理机制不到位，各部门缺乏协调，缺乏应急处理预案。无论信息发布、疫情通报、社会动员都是临时措施。”在这个意义上，“非典”所反映出的是医疗、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与社会建设的多方面危机。

在唐小平看来，“非典”所带来的最大收益，即“我们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不仅直接增加了公共财政对于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大幅偿还欠债，提高硬件水平；在应急体系建设上，推行公共卫生领域的“三制一案”——体制、机制、法制与各种应急预案。通过健全的体系、制度体系，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这些成果也被应用于自然灾害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处理。

“非典”之后，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开始设立，成为处理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从国务院到省、市、区县、重点医院、疾控中心都设立相应机构，构成了一个一个应急指挥系统。“非典”时期，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非典”之后，医院全部由属地管理，资源统一调配。到2012年11月，广东省共有16个市卫生局设置了卫生应急机构，广州市大部分区卫生局都成立了应急办。“在更基层的单位，即使没有应急机构，也会有专人来负责这些事情。”唐小平说。

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广州市已经制定了各种卫生应急预案数十个，涉及鼠疫、流感大流行、禽流感、登革热大爆发，食物中毒，大型场馆倒塌，核辐射，生物、化学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医疗卫生应急，并成立相应的专业的应急专家队伍。各应急队伍，每年都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练和培训。

广东省还组建了318名高级职称专家组成的卫生应急专家库。成立了覆盖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中毒、重大事故、核和辐射、反恐怖、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抗洪救灾等专业的省级专家队伍12支。

“在亚运会期间，我们还要求哨点医院，包括综合医院、儿童医院、社区医院，以及学校、幼儿园等对发热、皮疹、黄疸、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进行上报，与历史数据对比，随时判断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药店我们也会监测感冒药的销售数量。”唐小平说，“此外，珠江水、蚊子、老鼠等也在监测范围内，看看水中有无病原体及含量、蚊虫密度和老鼠带毒情况。”

广东作为一个特殊区域，是内地与港澳的出入口，也是国际交流的大通道。在“非典”时期，粤港澳地区就已迫切需要疫情信息共享，应对方案的交流与协作，需要形成联动机制。

广东最先发生疫情，香港希望了解广东的信息，还要绕道北京得到通报。“非典”后，广东省开始建立起了粤港澳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粤港澳三地指定联络员，每月15日交换当月的《传染病监测月报》，相互掌握各地发生的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确保发生重大传染病时，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发布。三地卫生部门根据联合防治传染病工作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相关会议，成立粤港传染病防治专家组。三地采取轮流主办的方式，每年举行一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治合作联席会议。

2012年11月，在广州刚刚召开了第11次粤港澳防治传染病联席会议。“港澳传染病信息简报都会定期发到我的信箱，随时可以了解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大家都清楚，传染病是没有区域界限的。”唐小平说。

“非典”还完善了公共信息发布制度，并直接催生了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产生。唐小平本人就还兼任着广州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艾滋病的防治是唐小平的老本行。10年来广东省艾滋病快速上升势头被遏制，根据广东省卫生厅提供的数字，全省吸毒人群感染率从2005年的3.8%下降到2011年的1.9%。10年减少了约12.4万艾滋病人，减少社会经济损失400多亿元。“近两三年，每年新感染人数都是5万左右，基本稳定了，没有大幅度飙升。”唐小平说。

采访唐小平时，他正在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卫生部为此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当时中东已报告了12例感染，死亡6例，死亡率非常高。“人类掠夺式开发，导致自然环境的快速恶化，新的、未知的传染病可能爆发，旧的传染病也可能死灰复燃。”唐小平说，“人类始终会面临传染病的危害。而且医学通常无法预测新出现的传染病，只能在发生后不断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也始终是滞后的。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

钟南山

在广州采访的十几天中，我们一直努力联系10年前的“关键先生”——钟南山。但钟南山实在太忙了，春节在惠州短暂休假后又马上投入了工作。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用低沉的声音说“正在开会”，或者“正在ICU抢救病人”。

“非典”之后，钟南山主持的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一座29层高的新楼拔地而起，立于珠江北岸。当年钟南山的ICU病房成为一座诺亚方舟，挽救了众多生命。在新楼的6层，钟南山又建了一座有21张病床的大型综合ICU，更大也更先进。很多时候，钟南山亲自在这里工作。ICU病房外的墙上写着他们的座右铭：“ICU是战场，无论病情多么危重，都要全力以赴，让病人知道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能无惧困难，就能共同进步，就能创造奇迹！”

在专业领域，钟南山把很多精力投向了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国每年患慢阻肺的人数达3500万，死亡人数达100万，致残人数达500万至1000万。钟南山认为，慢阻肺急性发作不仅会加重患者及医疗资源的负担，而且会加速患者的致残和死亡，应加以预防。2008年，由他领衔、23家医院参与的临床试验表明，一种常用的廉价祛痰药物——羧甲司坦，可减少24.5%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慢阻肺常规治疗费也可下降85%。

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并以最高票数获得“2008年度优秀论文”。而该项治疗方法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病防治指南》中。

10年之间，钟南山的职务并没有变化。他今年已经77岁，依旧担任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彻底成为公众人物，不仅仅只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或者中科院院士。人们更愿意听听他对医疗改革、空气污染、城市交通、政府投资的看法。

每周四下午都是钟南山的门诊时间，但由于繁杂的事务，他已经不可能保证每周都出现。但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护士告诉我们，现在的病人还是2007年做的预约。一位医生还在看6年前预约的病人，是医生的荣誉还是患者的无奈？钟南山的一位同事对我们说，也许他更愿意把面对媒体的时间省出来，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钟南山所体现的“奉献、开拓、钻研、合群”的精神也被总结为“南山风格”，被广泛学习。在“呼研所”对面的公交车站上有一幅广告，钟南山穿着白大褂面露微笑举着“文明广州”的标语，他的左右是两名广州优秀的志愿者。此时钟南山的身份是“广州志愿者形象大使”和“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这是“非典”10年后，还留存的一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