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

疾控中心的定位

第八医院新址的隔壁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疾控中心也从市中心搬到了白云区的新址，面积从原先的4亩一下扩大到了120亩，建筑面积从1万平方米增加到了4万平方米。院内建起了比较完备的检测试验设施，包括理化实验楼、生物实验楼、动物实验楼。

“‘非典’暴露出来疾控系统薄弱，基础建设、人才、仪器都相对落后。技术和专业素质也很糟糕。”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对我们说。“非典”之后，国家卫生政策从重治疗轻预防，转向了治疗与预防并重。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部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为卫生投入的建设重点，甚至是衡量公共卫生体系标准高低的标志。广东省2003年以来，各级疾控中心的改建项目就达到了109个，包括省疾控中心、21个市级和87个区县级疾控中心，总投资30.9亿元。

王鸣是学临床医学出身，但从硕士毕业开始就干起了公共卫生工作。2001年，广州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控中心”，“非典”之后新的疾控中心办公区立项开工，2010年竣工搬迁。王鸣正在忙一件新的工作。广州市政府最近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中心”也放入疾控中心，投资3000万元，3年建成。主要负责食品安全与风险的评估工作。“现在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多，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王鸣说，“以前是疾病来了，我们去应对。现在我们的职责还包括对公共卫生的评估和预警，增加了疾控工作的含金量。”

王鸣还保留着2003年1月31日的工作与会议记录，当时他担任疾控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天上午8点半，市卫生局副局长姚建明在疾控中心召开会议，紧急传达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报告的通知》。下午13点30分，又召开了全市卫生及防疫紧急会议通报疫情发生状况。会议到17点才结束。19点，王鸣正在吃年夜饭，就接到了广医附属第一医院的疫情报告。他和主任杜琳、流行病科科长周端华迅速前往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要达到有效治疗，遏制疫情，就需要尽早确定病原体，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凶手，如何致病，如何传播，所谓知己知彼。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传染病病原的排查。不仅要试验排查咽漱液，还参与了3例死亡“非典”患者的局部尸体解剖，采集尸体肺组织、支气管、支气管黏液、肺门淋巴结、胸腔积液等样本。2月中旬，疾控中心实验室通过对尸体解剖样本进行病毒培养，初步结果显示通过人胚肺细胞接种的标本出现细胞病变，并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出4株病原体。随后捕获了冠状病毒颗粒和衣原体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多国科学家和实验室的通力合作下，终于确定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为了切断传播途径，就必须追溯病毒从何而来，宿主又是谁？2003年5月，疾控中心进入野生动物市场进行调查，采集商贩的血液和动物样本。他们发现了果子狸与SARS病例直接相关的证据。市场上的果子狸百分之八九十都携带有SARS病毒，而市场里人群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也有一半左右，说明他们都感染过病毒，但是没有发病。

但调查发现，携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只存在于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其他来源地的果子狸身上则没有。“国家疾控中心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也做过调查，也没有找到SARS病毒。”王鸣说。果子狸在某种环境中才会携带SARS病毒，原因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果子狸的上一级宿主和传播者目前也还没有找到。“这些到现在还是个谜。”王鸣说。

2003年底，广州市又发生了4例“非典”病例。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其中一人为经营果子狸餐馆的服务员，有两人都曾经于病发前在这家餐馆吃过饭。所以，果子狸虽然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但在市场流通中充当了病毒储存宿主的角色。果子狸身上的SARS病毒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特的饮食文化，珠三角地区对野生动物的需求很高，全国各地饲养的野生动物大多销往广东，广州市野生动物市场是全国各种野生动物的重要集散地。2003年5月，广州省将果子狸等清除出野生动物市场，但8月下旬多种野生动物再度回流。年底再度出现新发病例。2004年1月，广州市政府严格禁止市场出售果子狸，对果子狸进行扑杀，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2012年，王鸣还想搞清楚SARS病毒是否依旧存在。他又去出售野生动物的市场，抽取了100名从业者的血样化验，没有找到抗体，他们都没有遇到这种病毒。“很可能SARS病毒已经在自然界消失了。”王鸣说。

值得注意的是，疾控中心发现SARS病毒的传染性因人而不同，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卖果子狸的、宰杀果子狸的人未必感染，但服务员和食客却被感染了。”王鸣说。这样的例子在后来的禽流感中也曾出现。SARS病毒的传染规律现在也未能搞得特别清楚。

每天统计病例是“非典”时期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初通过电话报告或者传真，数据统计比较混乱，因为患者可能先后在不同的医院就医，会造成统计的重复。随后，疾控中心设计了电脑报告，直接剔除重复统计。最初只是报数，后来是报详细的名单。重点监控学校、社区，同时将流动、农业人口也纳入监测视线。每天汇总的数字，通过发布会和媒体传递给公众，使疫情发展状况更加透明，直接促成了疫情信息发布制度的形成。

传染病流行后，医院负责救治工作，疾控中心则要提供预防控制的策略，釜底抽薪，防止传染，为公共卫生筑起一道大堤。

让王鸣至今还自豪的，是广州市疾控中心在“非典”早期很快就制定了“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消毒隔离指引”，这是全国第一份较为详细的针对“非典”预防的工作指引。随后疾控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起草了13份“防治指引”，包括“院内消毒隔离要求”、“防治工作方案”、“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验要求”、“消毒指引”等，构成了最初预防控制策略体系。这些方案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并转发到其他地区作为参考，“甚至连错别字都没来得及修订”。

今天看这些方案难免粗糙，不过在当时还是很有用的。更重要的是，时间迫切，必须争分夺秒，所以难免仓促，但‘非典’流行早期别的地方专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王鸣说。

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广州市疾控中心最先提出了“居家隔离”的方案。由于“非典”患者的接触者过多，医院无法为他们提供隔离和观察的空间，所以疑似病例和接触者采取“居家隔离”。这实际上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弥补了卫生资源的不足，直接切断传播途径，既实际又管用。

“非典”之后，卫生政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重视医院治疗忽视公共卫生建设，转向了治疗与公共卫生并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公共财政的转向。“非典”之前，疾控中心的大部分收入需要自己去通过有偿服务去获得，公共财政只提供少部分资金。“非典”之后，政府对于疾控中心的公益属性认识更明确了。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疾控中心，都已经实现了财政全额拨款，省疾控中心和湛江、韶关、潮州、佛山等市疾控中心实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大部分市、县级疾控中心已纳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

“以前我们的收入是全部靠自己，现在由国家供养，自己的创收只是少部分，这样就可以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公共卫生上面。”王鸣说。广州市疾控中心现有编制320多人，今年还要增加几十个新编制。

在业务上，“非典”后疾控中心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加强了对于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和预警。广州市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对当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预测与风险评估。比如发生登革热的概率有多大，通过对蚊子滋生密度、积水范围、蚊子幼虫数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给出评估报告，由政府进行决策。“我们每年会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建立预警机制和分析体系。做这些工作，也是源于经历了‘非典’后的经验。”王鸣说。

“非典”对于王鸣最直接的触动，就是重视科学的价值。他至今还遗憾于没有最早确认“非典”病原体就是SARS病毒。“香港从淘大花园的调查，掌握了气流对‘非典’传染的影响，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尽管香港的病例不是很多，但是对疾病的传播途径和规律提出了很科学的见解。”王鸣说。

“‘非典’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工作、生活及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更警醒我们，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王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