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

地方医院和基层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非典”，医生叶钧强的命运不会因为30多公里外的黄杏初而改变。1999年，他从上海的铁道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河源市人民医院工作，分配在呼吸科。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他的工作一直很忙。我们在河源两次采访了叶钧强。第一次是在中午吃饭时，他本来应该早上8点下夜班，但又连续收治了两名重病号，一直忙到12点。第二次是在周六傍晚去医院给他拍照。下班是在16点多，但因为要参加了两次会诊，一直拖到18点多。拍完照已经是19点后了，他在办公室喊了一声：“我终于可以下班了。”

黄杏初住进医院，大概是在2002年的12月中旬。当时他已经在深圳病了一个星期，热度越来越高，并且伴有剧烈的咳嗽。因此，来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

医生将其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他的是医生叶钧强。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后发展为呼吸困难。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18次左右，可他竟然达到了近40次，像刚刚一口气爬上了10层楼般地喘气。

第二天一早，叶钧强医生走进病房查房，只见病人头上、胳膊、大腿、股沟处都放着冰袋。由于各种退烧药都无效，夜班医生用冰袋给其物理降温。尽管如此，病人仍然有近40摄氏度的高烧。拍片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10年之后，叶钧强还记得看黄杏初胸片时的诧异，“他的气管内膜已经纤维化，肺像玻璃似的，这样的胸片从来没见过”。

对于这个病人，护士肖冬梅和周萍（化名）也印象深刻。因为他高烧不退，用抗生素也不管用，非常顽固。晚上值班时要经常去照顾他。

按照叶钧强的记忆，黄杏初因为病得太重，只在河源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决定将他转院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叶钧强和另一名护士随车护送。回程时由于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他凌晨4点多才回来

正是流感多发的季节，叶钧强第二天照常工作，又连忙了几天。叶钧强的发病是在12月24日，那天正好是平安夜，他发烧了。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一位被“非典”感染的医生。“‘非典’让我从此认识到，作为一名医生是有职业风险的。”叶钧强说。

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咳嗽、气促，叶钧强的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肺部炎症发展也很快，两肺都有阴影。与此同时，包括肖冬梅、周萍在内的8名医护人也都病倒了。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而他们都曾参与黄杏初和郭仕程的救治、护理工作。这显然是一起严重的传染病感染。河源医院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立即在呼吸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同时将情况向广东省卫生厅领导汇报，请求派专家组来河源会诊调查。

专家组离开后，《河源日报》也发布了关于疫情的报道。李远飞是当时报社负责社会新闻版的主任。10年之后，他向我们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报纸的一把手在市长家里讨论这条稿子，两人逐字逐句推敲，我在报社一直等到了夜里两三点钟。报道中提到，河源发现了病例，初步命名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非典”的公开信息与新闻报道。

当时河源已经出现了“抢醋”、“抢盐”、“抢药”的恐慌状况，一支10元左右的普通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80元，罗红霉素也被卖断了货。“如果说这10年最大的变化，我认为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和力度在不断加大，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是消除恐慌的最好方法。”李远飞说。他现在已经离开《河源日报》，任河源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周萍起先以为自己是感冒。拍了胸片，医生看后觉得奇怪，认为是结核，建议她吃罗红霉素。但是三天后，病情也没有好转。她家住在七楼，走到四楼就开始大口喘气，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说明呼吸功能已经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她感到更加虚弱，浑身发冷，出现咳血。随后她接到医院通知，要她去拍片子。结果肺部阴影扩大得非常迅速，她随后也住院了。

叶钧强病得很重，被迅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前面三天在监护室里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39.5摄氏度以上的高烧，但是没有用激素。我不停地喝水，最多一天喝了10暖瓶水。后来又在监护室住了两个星期，醒来问今天星期几了。”叶钧强说。

陪护叶钧强的弟弟也有过短暂的发热，但很快就好了。同住一家医院的黄杏初家属也有类似的状况，但因为不严重并很快痊愈，也没有在意。但叶钧强一直很严重，他前后在医院住了3个月。

肖冬梅和周萍的治疗时间并不长，春节前就出院了。经过短暂休息后又重新投入治疗“非典”的工作中。她们两人还捐献了“血清”，救治北京的老军医姜素椿。

但“非典”不像感冒，病好后人能很快复原。在很长时期内，周萍感到疲劳和虚弱。即使连买菜做饭这样的家务都感到很艰难。有段时间，她和丈夫、孩子分睡，害怕传染给家人。“我躺在床上感到很冷，而且一直都暖和不过来。”周萍说。即使今天，她依旧不希望被人知道她曾受到感染，不希望被拍照，害怕受到歧视，害怕连累到家人。

肖冬梅康复后，身体一直贫血。她很庆幸当时只有1岁的孩子留在公婆家照顾。“尽管我曾是‘非典’患者，出院后也参加了‘非典’的救治工作，但我一直害怕看关于‘非典’的新闻、电视片、图片，不愿看任何的报道。想起来都会起鸡皮疙瘩。也许是后怕吧。”肖冬梅说。